初夏，“地摊经济”与天气一道升温。

　　前不久，中央文明办明确，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在小区出入口、大型商业综合体、广场周边、较宽阔的背街巷道……越来越多的马路摊位和聚拢的消费者，让城市烟火复苏。疫情之后，就业问题将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而“地摊经济”让就业变得“无微不至”，其以更加灵活、生动的方式嵌入城市生活的毛细血管，成为生活回归日常的真实写照、经济复苏最生动的样本。

　　外地人、下岗餐饮人摆摊，“一把炒勺”就能干

　　“老板，来半只烤鸭，多加点辣。 ”

　　“前几天来买卤菜，没看到你啊，还以为你不干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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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晚7时，在合肥市蜀山区东至路与洪岗路交口处，老朱的卤菜摊点前，热闹得很。新老顾客都等着老朱摊点上的美食，犒赏家人一天的劳作。

　　老朱名叫朱占军，今年51岁，离开老家寿县，到省城合肥“闯荡”了整整10年。“我想来城里就业、安家落户，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但是我没啥本领，就会卤菜。在城里找工作不容易，我就买了辆三轮车，白天在家卤菜，晚上出来卖。 ”老朱说。

　　一家三口的生计就指望这小小的三轮车。 “以前白天不敢出来，就晚上偷着卖两个小时，其实也卖不了多久，熟食，天热容易变质。那时候，一天能赚个百把块钱就不错了。 ”老朱家在三轮车的转动下，有了一些积蓄，本来准备租个小店铺做生意，可两口子有了二宝，妻子无法工作，家里开销也变大了。无奈之际，城管工作人员找到了他，“就在我常摆摊的地方，政府规划了一个创业示范摊点。我们被认可，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新摊点，不仅安装了空调，卤菜质量有保证，而且位置固定，熟客也不用到处找我了。 ”在与记者交流的半个多小时，顾客一个接着一个，老朱一边说，一边加快了手上的动作，“我现在的菜品种类比以前多不少，收入也翻了几番。只要努力干，日子有奔头。 ”

　　距离老朱的摊位不足50米处，是钟玉霞的酸菜鱼摊位。6月1日晚8时，摊位里已经挤满了顾客。

　　钟玉霞与丈夫刘千武去年下岗，40多岁的年龄，想找工作难上加难。 “我们在机关食堂干了20多年，有厨艺，但是没施展的地方。受疫情影响，饭店里工作也难找。孩子还在读高中，家里没有收入可不行，我们就想着出来摆摊。 ”钟玉霞性格开朗，讲起话来干脆利落，“摆摊，成本不高，灵活又方便。 ”

　　丈夫掌勺、妻子招呼客人，小摊位上人头攒动。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都喜欢坐在路边吃饭、喝酒、聊天，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在路边摆些桌椅，让生意更红火些。 ”钟玉霞笑着说。

　　辞职创业闹市摆摊，“贴膜小哥”凭手艺谋生

　　6月1日下午，合肥市逍遥津路与寿春路交口处的摊群点人潮涌动。带着孩子的家长、年轻情侣，或挑选玩具、或买小吃，嬉闹声不绝于耳。

　　在附近摆摊贴手机膜的周正扬刚熟练地处理完一笔生意，放松一下疲惫的双手。他面带微笑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我最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

　　36岁的周正扬以前在一家家具厂上班，因厂里效益不好离职创业。 “本金不够，租一个门面还得好几千块钱，摆摊实在是无奈之举，讨生活嘛！ ”周正扬说。

　　2011年初，他选择来到合肥人气最旺的淮河路步行街摆摊，当时手机贴膜十分流行，天桥上、路口处，挂个小牌子、一张小桌子就能干，纯粹的手艺活。用周正扬的话来说是：“有一门手艺，至少饿不死。 ”

　　每年盛夏和隆冬是最辛苦的时候。“每到夏天，外面晒得坐不住，冬天则冻得发抖，这些时候还是生意最差的时候，户外基本没什么人。 ”周正扬说。即使是这样，他和妻子也得坐在那儿，每天十几个小时，等待一些散客。

　　日晒雨淋还不算什么，由于占道经营，周正扬和他周边的摊主有时还面临城管的追赶。 “只要听到一声‘城管来了’，大家拔腿就跑，我的小桌子也被收走过。 ”周正扬告诉记者，当时的逍遥津路摊群点，管理比较无序，摊点随意摆，有时行人想走路都困难，这里还有个外号叫“摊点收容所”。

　　2016年8月，合肥市庐阳区对该地段进行规范化管理，从原先200多家摊点中筛选了70多家划入摊群点，优先选择那些摆摊满五年、无不良记录、家庭困难的摊主。周正扬入选了，他笑称：“终于‘转正’了，还有城管部门提供的遮阳棚。夏天不晒、雨天也能摆摊，每月只交1200元卫生费，比房租便宜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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