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旭鹏则认为,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之后,乘车人委托行为人通过网络或电话代其购票并收取超出票面价格价款的行为,实际上是出售其代订车票的服务,通常只是双方合意的民事行为,而不是倒卖车票罪所要求的“倒卖”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焦旭鹏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称,当下用刑事法律手段处理所谓的“倒卖车票”行为,对于控制以高价提供代订车票服务的乱象,从个案社会效果看,或许不能完全否定其意义,但从法律效果看,则与刑事法治要求不符。

观察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案例的年份可以发现,从趋势上看,案例数量总体逐年增加,例如2012年公布3起案例,2014年达到18起,2018年则是25起。

王剑波认为,两者在主观上都有牟取暴利的动机,在客观上都扰乱了正常的购票秩序、侵蚀了普通乘客的公平购票机会。因此,同样应该运用刑事手段予以制裁。

刑法专家建议,随着车票实名制的实行和网络科技的发展,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利用抢票软件有偿代购实名制火车票是否构成犯罪一直存在争议,有关机关亟须对此作出权威解释,尽快划清这种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

高艳东认为,我国居民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依然是铁路、公路,车票代表着最基本出行需求,应受到刑法的特别保护。

警方认为,钟某、叶某没有主管部门发放的营业执照,也未经铁路运输企业批准、未与铁路运输企业签订火车票代理销售协议,不具备代办铁路客票资格,其行为属于倒卖铁路客票的违法行为。

● 随着车票实名制的实行和网络科技的发展,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利用抢票软件有偿代购实名制火车票是否构成犯罪一直存在争议,有关机关亟须对此作出权威解释,尽快划清这种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

入罪界限亟待明确

交通运输部今年4月发布的《2018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79.38亿人。其中,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33.75亿人,公路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36.72亿人,铁路和公路合计占比超过95%。

刘某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去年4月至今年2月,他在网络上购买恶意抢票软件后,通过微信等网络平台发布收取佣金代抢全国火车票的广告,接单后利用抢票软件进行抢票,成功后每张票收取50元至200元不等的佣金。

在王剑波看来,“网络黄牛党”使用抢票软件等方式代乘客快速抢票,或者事先囤票,待找到愿意出高价的乘客后再退票,并使用乘客身份快速回抢,向乘客收取票款和高额代购费用,这种利用购票流程和机制的漏洞实施的抢票行为,与“黄牛党”在实名制之前实施的大量囤票并寻找买主的行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2013年1月,在佛山经营小店的钟某、叶某夫妻二人以每张票收取5元或10元的费用,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订购火车票,结果被肇庆铁路公安处查获,随后夫妻俩因涉嫌倒卖火车票罪被刑事拘留。

● 2006年至今,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公布108起由基层法院判决的倒卖车票刑事案件。其中,自2012年元旦全国所有旅客列车实行车票实名制以来,共计判决103起

利用抢票软件收取佣金代抢火车票,江西籍男子刘某因犯倒卖车票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再次将倒卖车票罪置于舆论漩涡之中。

● 火车票实名制的推行大大减少了非法倒卖车票的行为,卓有成效地遏制了“黄牛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售票难、买票难等问题,在维护公民平等的购票权和乘坐火车的权利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法制日报》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发现,2006年至今,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公布108起由基层法院判决的倒卖车票刑事案件。其中,自2012年元旦全国所有旅客列车实行车票实名制以来有103起。

王剑波则建议,随着车票实名制的实行和网络科技的发展,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有偿代购车票行为能不能构成倒卖车票罪争议不小,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亟须对此作出权威解释,尽快划清这种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明确“网络黄牛党”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保护普通旅客的公平购票机会。（记者 陈磊）

倒卖车票非法牟利

《法制日报》记者在我国最大的司法文书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发现,2006年至今,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公布108起由基层法院判决的倒卖车票刑事案件。其中,自2012年元旦全国所有旅客列车实行车票实名制以来,共计判决103起。

由于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工作仍在进行中,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数量可能还会超过这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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