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方律师对克里斯滕森形象的塑造,是主观上影响最终判决的主要推手。而审理地——伊利诺伊州已经废除死刑,“废死”观念对陪审员的判断产生重要影响也是重要因素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法官詹姆斯·沙迪德7月18日宣布,2017年绑架和谋杀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的布伦特·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沙迪德当天在法庭上宣布,因陪审团12名成员未能就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达成一致,他决定判处克里斯滕森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克里斯滕森同时因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撒谎的另两项罪名而被判处一共10年监禁。

　　没想到,判决来得这么快。章莹颖父亲章荣高发表了声明,表示不赞同但接受判决结果。“尽管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接受罪犯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这将在一定意义上弥补我们的创伤。我们希望他在监狱里面的每一天都感受到我们失去莹颖所感受到的痛苦。”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陪审团的最终决定?

　　克里斯滕森是谁

　　法官沙迪德宣读了陪审团的裁定,他没有阅读全部内容,但提到陪审团发现了辩方提出之外的减罪因素。事实上,辩方律师对克里斯滕森形象的塑造,是主观上影响最终判决的主要推手。

　　事实上,在法庭定罪阶段,克里斯滕森的辩护律师一直尽力将被告人塑造成一个饱受精神健康问题困扰的无助青年。这样的准备工作有三个作用:一是意图确认被告人确实难以摆脱精神健康问题;二是拖延刑事诉讼进程;三是缓和陪审团情绪。

　　那么,我们有必要了解:克里斯滕森是谁?

　　克里斯滕森在威斯康星州中北部长大。他的父亲从事建筑业工作,母亲则是一名家庭主妇。在邻居的眼中,这个家庭非常“稳固”,克里斯滕森给人的感觉则是聪明、听话。这种印象一直被保留到大学,他甚至曾3次获得“优秀助教”的称号。

　　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下实则暗流涌动。

　　2013年,克里斯滕森的父母离婚并卖掉了房子以偿还贷款。他生活的“变轨”则更早:在本科期间克里斯滕森就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我很‘冷’”,这是克里斯滕森在社交网站上对自己的介绍。他几乎不参加任何现实的社交活动,即使外出参加他所喜爱的举重锻炼,在活动中也基本不与他人说一句话。他常常宅在家中打游戏或看电影,听一些令人发躁的重金属音乐。可以说,日常交往中的“自闭”与个人爱好带来的“粗糙、暴戾、攻击性”裹挟一起,共同形塑了克里斯滕森的“幽暗”特质。

　　生活每况愈下。克里斯滕森在拒绝说明任何原因的情况下终止了博士学习,处于失业状态的他只能依靠妻子佐特曼每月1800美元的收入勉强度日,而这一收入远低于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家庭生活与工作关系的极度紊乱导致他更加依赖大量酗酒、药物滥用来麻痹自己,婚姻关系由此陷入困顿,并退化为 “开放式婚姻”。克里斯滕森后来与女友泰拉·布利斯结交,沉浸于性虐待理论以及“另类”的性生活。

　　克里斯滕森并不是没有寻求过外界的帮助。在实施绑架前的三个月,他曾向伊利诺伊大学的咨询师报告自己为自杀和谋杀他人的想法所困扰,甚至已经尝试进行计划并购买了犯罪工具。

　　但令人遗憾的是,接受咨询的社工并未引起重视,甚至在案发后以 “保密义务”的履行(所透露的“罪行”未指向具体个人而免于报告义务)为由进行抗辩,由此也在当地引发了专业人员的职业伦理之争:保密义务与公共利益究竟孰轻孰重?

　　对“成就感”的扭曲“定义”

　　“我想体验一切测试我的极限。”克里斯滕森在社交网站上自称“很‘冷’”之后如此介绍自己。于克里斯滕森而言,犯罪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特定人生信念的回应。

　　在绑架案发生前不到两周,克里斯滕森曾给女朋友发了一条短信:“对大多数人来说,消失在虚无之中是一种常态……(于我那)不是一种选择。我宁愿摧毁人性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犯罪学研究表明,犯罪行为作为一种个体的意志行为,受个体的精神活动所支配。社会结构因素(包括家庭生活与工作关系)只有具体落实到个人并经其认知框架转化才可能促发最终的犯罪行为。

　　可以说,家庭生活与工作关系的紊乱让克里斯滕森疏远了这个世界。为了找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他需要寻求一定的“成就感”作为支撑。杀人恶魔的极端变态心理正是在对“成就感”的不断“定义”中形成的,其典型特征是在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旁不断试探游走,挑战所谓自身的“极限”,以突破“禁忌”获取肮脏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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