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云南省人民政府通报了一份脱贫攻坚“成绩单”：第二批13个州（市）的33个贫困县（市、区）全部达到退出条件，正式脱贫摘帽，教育部滇西对口帮扶的13个县区名列其中。

“回想跋山涉水的日日夜夜，我们的辛劳没有白费！”定点扶贫县如期脱贫摘帽后，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副县长、教育部第六批赴滇西挂职干部刘军如释重负，这也道出了挂职干部们的共同心声。

滇西是教育部牵头定点联系贫困地区，这也是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山区为一体的特困地区。在决胜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部属高校定点扶贫、专项扶贫深入推进，2018年，教育部派驻第六批挂职干部62人，投身滇西脱贫攻坚一线。

创新帮扶形式，巩固教育帮扶；发挥资源优势，促进健康扶贫；汇聚智力优势，推动科学决策；推动科技转化，改善发展动能；深挖地方特色，引导产业发展；发动消费扶贫，实现云品出滇；深化高校合作，助力“两校”腾飞……他们用翔实的数据、创新的事例，刷新着教育部扶贫成绩单。

“一名挂职干部就是一面旗帜。”大理州副州长、教育部第六批赴滇西挂职干部总队队长李平表示，挂职总队及各帮扶单位统筹资源，挂职干部发挥自身优势，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牢牢坚守“建设者、创造者、学习者、宣传者、修炼者、贡献者”六种角色，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的足迹遍布崇山峻岭，他们的汗水洒满学校、医院、田间地头，他们更是把心像种子一样，埋在滇西的土地里。

“留下来，不要走！”挂职干部们用实干赢得了滇西人民的心。每一个援滇干部挂职结束时，当地干部群众总会用这样朴实的话挽留。

滇西脱贫攻坚需要什么，劲儿就往哪儿使

如何精准扶贫？西安交通大学挂职干部张书红初到滇西时思考最多的问题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些什么，能给后来的人留下些什么。作为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挂职副县长，她一开始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下乡调研和寻找帮扶发展新出路上。

张书红走遍了全县13个乡镇，调研让她了解了全县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发展状况，立足需求，她通过学校组织来自北京、深圳、杭州等地的18位企业家，赴施甸县开展帮扶工作，考察当地投资环境和重点招商项目，助推施甸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同时，积极开展科技扶贫，设置专项扶贫课题，打造美丽乡村。

“既要接地气，又要架天线！”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高校的挂职干部们发现，要想给当地发展打下扎实的扶贫长效机制，他们必须发挥好本单位和挂职地方的沟通桥梁作用。

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的永安村是典型的集“山区环境差、资源匮乏、人多地少、公共设施严重滞后”于一体的深度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同济大学挂职干部刘一呈邀请同济规划院、建筑院专家团队前来永安村实地深入考察4次，结合实际问题，制定《永安村2018年至2020年脱贫攻坚三年实施方案（施工图）》，争取“沘江永济桥建设工程”等项目，着力解决人居环境差、串户道路缺失、没有公共卫生厕所，以及“旧宅”“云安”“罗坝山”3个自然村群众雨季过沘江安全出行难等问题。

2018年7月，挂职期满时，中国人民大学挂职干部宋彪主动申请继续挂职。基于在教育、健康、文化、产业、法治等领域扶贫工作经历，作为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副县长，他想探索学校参与教育扶贫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机制。2018年8月，宋彪协调人大法学院与兰坪成立怒江研究所，成为全国首家以怒江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

华南理工大学挂职干部张健挂职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副县长后，上茶山、下田地，进农户，了解云县县情、民情和社情，在此基础上，科学编制精准扶贫的“路线图”，通过教育帮扶和产业帮扶两轮驱动，不断提升云县自身“造血”功能。

两年来，张健积极联系沟通校地双方，促成校地双方高层12位领导9次互访，高层的频繁交流，形成了强大帮扶合力。华南理工大学为云县量身定制全域旅游规划，实现乡村资源的多元利用，让原本缺乏活力的乡村落后地区具备了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云县走上产业化脱贫之路。2018年，云县作为云南省首批、临沧市首个贫困县，正式脱贫摘帽。

云南省景东县副县长、浙江大学挂职干部吴建绍，则积极探索构建高校+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户多方合作共赢的消费扶贫新模式，通过建立教职工福利消费平台、教职工生活消费平台、校园餐饮消费平台和互联网+购销对接平台等4个消费扶贫平台，以校园消费建立起稳定的销售市场，带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户形成自身造血功能，实现外生扶持向内生致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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