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的消息一直曝光率都很高，但有些国家公园的消息却突然秘而不报了，例如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工作进展。本来，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联合通过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中明确了9个试点省，9个省也分别确定了试点区域（参见《十说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元年》），且在《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也再次明确“抓紧推进三江源等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但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似乎反映了一个趋势：国家公园有可能慢慢混同于自然保护区，至少比较重要的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会加入到国家公园行列中来专门发展成野生动物类型的国家公园，甚至使国家公园成为自然保护区的2.0版。这事关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国家公园的发展方向，我们有必要从国家公园试点新进展开始探讨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

野生动物类型的国家公园试点新进展

其实，野生动物类型的国家公园在媒体上不是新鲜事：如地方自己挂牌的“香格里拉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某部委挂牌的藏羚羊国家公园等（参见《十说国家公园体制元年》），但那些毕竟不是正牌。最近，原来中央的相关文件中没有提及的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引起了较大社会反响，莫非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既定思路有了变化？
要说这种变化，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线索：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森林生态安全工作等，听取了国家林业局关于森林生态安全问题的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指示是“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地保护珍稀濒危动物”。2016年4月，中央深改组会议讨论了东北虎豹和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的建设方案；5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方案通过林业系统评审并将方案上报了国家发改委，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方案也将上报。可以发现，2016年以来的这些表述和这些工作已经与2015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的要求有了一些变化。其中对国家公园的描述是“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 ；对自然保护区的描述则是“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对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资源实施强制性保护，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古树名木及自然生境”。显然，中央此项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意义的文件对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功能是分得很清楚的，保护物种资源主要是自然保护区的功能。目前这样的变化，莫非预示着今后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会在某些方面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功能混同？中国国家公园要发展成自然保护区的升级版？
看来，有必要从经验、学术和政策多个角度，讨论一下国家公园到底是不是自然保护区2.0版。

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公园的功能是保护大范围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其管理和命名都与自然保护区存在差异

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都是当前全球关键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模式，这是因为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往往是通过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特有和珍稀来体现的，而保护任何具体物种的重要方式，也不能脱离其栖息地的保护、保育和恢复，二者因功能上的密切关联通常会带来地理空间上的毗邻而居和功能上的互为补充。但因为保护生态系统和保护物种的需求有区别，所以二者可以各司其职，其关系在IUCN体系中已有较科学的表达，存在表1中这样的对应关系：
这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应该是IUCN保护地体系中的Ⅰ类。但中国目前近2800个自然保护区中的大多数，按照《条例》来保护既没有合理性也没有可行性，即便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大多数，情况同样如此。这与我们的保护区设置时放低标准和保护区发展中的方针（早划多划、先划后建）有关（但在保护区数量严重不足且国家投入不足时，这样抢救式保护的方针值得肯定）。这样形成的局面就是，中国在自然保护区划定和管理中名义规则和事实规则并存（明规则和潜规则），目前实际存在的保护区，若与IUCN分类体系对应的话，可以涵盖第Ⅰ～Ⅵ类（例如，河北塞罕坝那样以人工林为主的区域，全国最大的人工林场），都能当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即保护区管理局与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其价值和保护需求只能对应于IUCN保护地体系的第Ⅵ类及Ⅴ类。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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