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德统一后，德国政府出于种种原因，不顾地区发展不平衡，决定将西德地区的社会福利制度推广至东德地区。德国城市事务研究院专家兰度阿当时就曾指出，福利制度的建设应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盲目推行高福利，不仅不会缩小东西部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巨大差异，还会严重拖累整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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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在此后近20年时间里，为支撑原东德各州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德国政府不得不背上每年约500亿欧元的财政负担。伴随着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衰退，德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度高达1/3。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冰岛等北欧国家建立起高福利模式，几乎将公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高福利赖以维系的高税收受到极大冲击。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更让其制度性缺陷不断显现。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斯伦德认为，如何在提供高福利和鼓励更多人参与劳动间找到平衡，是福利国家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现阶段，北欧国家福利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人口老龄化和移民问题。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北欧国家劳动力供给不足，这也是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由于生育率低和平均寿命延长，北欧国家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近20%，已经步入“超老龄社会”阶段。面对日益增多的老龄人口，养老金出现巨大缺口，也给北欧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带来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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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税收导致国内生产性投资不足和生产增长停滞，引发失业率上涨。失业人数增加又会减少税收规模，并加重政府的福利支出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上世纪90年代初，芬兰曾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就业率急剧下降，至今仍未恢复到衰退前水平。与此同时，芬兰养老金支出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10%，而来自就业人口收入的支持不足7%。

　　为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北欧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丹麦目前已经将退休年龄从2014年的60岁推迟至62岁，并计划在2019年至2022年进一步推迟至67岁，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就业人口征税范围，减缓养老金支出增长，用以弥补养老金缺口。瑞典则采取了将退休年龄和养老金挂钩的弹性方式，鼓励老年人坚守工作岗位。

　　上世纪50年代起，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高成本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加剧，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冲击下，其结构性缺陷不断显现。

 

　　通过改革逐步减轻高福利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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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推迟退休成为欧洲“新风尚”。图为91岁的德国餐厅服务员正在工作。

　　人口老龄化冲击税收基础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方莹馨

　　德国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福利制度的发源地。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高福利制度成了拖累德国经济发展的包袱。直至德国政府2003年推出“2010议程”，削减了过重的社会福利，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才重新走上正轨。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给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带来了更大的难题。瑞典接纳了16.3万名难民，成为人均接纳难民人数最高的国家。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语言不通等原因，移民在瑞典的失业率超过15％，本国居民失业率仅不足5%。有评论认为，瑞典政府仅仅提供补贴及福利，却无法通过创造、提供就业岗位的方式帮助、规范难民。瑞典民众认为，自己缴纳的高额税负大量被用于与难民有关开支。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不仅给极端民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也让瑞典进一步削减福利等改革计划面临巨大阻力。

　　众多专家意识到，盲目推行高福利制度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有专家认为，如何在提供高福利和鼓励更多人参与劳动间找到平衡，是福利国家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还有专家指出，只有与现实发展情况相符的福利制度，才能最终达到惠及民众的积极效果。

　　本报驻德国记者  冯雪珺

　　

　　北欧国家的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大，需要通过高税收来维系。据经合组织统计，瑞典、丹麦、芬兰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均高于40%，位居世界税收最高国家前列。挪威和冰岛税收占比虽然相对较低，但也接近40%，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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