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认为，资金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进行拨付，体现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效率；同时，在资金的使用上将更加注重逆周期调节，进一步发挥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弥补当前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板、防止疫情反弹和境外输入等方面必将发挥重大作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成威说。

　　“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等一系列政策安排，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体现了政策的针对性和精准性。通过更大力度的政策来对冲疫情影响，给经济注入更大确定性，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自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发行特别国债以来，这项措施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提高赤字率的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特殊时期采取特殊举措，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在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的同时，预算报告还明确加大各类结转结存资金盘活使用力度，努力增加可用财力，弥补财政减收增支缺口。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把钱花在紧要处、刀刃上，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要求。

　　财政赤字率创新高

　　财政赤字率提高，目的是要有效对冲疫情对减收增支的影响。当前，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运行压力增加。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1月至4月财政收入下降14.5%。

　　刘怡认为，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为促进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提供切实保障，也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力支撑。

　　“力度空前的政策安排，有利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助力经济克服困难、稳步前行。”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熊丽)

　　特别国债备受关注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我们将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下功夫，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调整结构、有保有压，坚决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

　　从近年的情况看，2016年、2017年我国赤字率均为2.9%，2018年赤字率为2.6%，但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赤字规模与2017年的2.38万亿元持平。2019年，我国继续增加财政支出规模，赤字率由2.6%适度提高到2.8%。

　　此前，我国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第一次是在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第二次则在2007年，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本金。

　　“我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在前所未有的疫情影响下，综合考虑当前经济形势，阶段性地适度提高赤字率，有利于有效进行逆周期调控，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刘怡说。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根据安排，上述2万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资金通过特殊转移支付的手段直达基层，这种资金安排方式充分体现了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资金能够迅速抵达一线，对于缓解基层财政矛盾、纾解企业经营困难、提高消费者信心等能够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李成威说。

　　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是我国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政策工具，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政策措施力度空前，引起高度关注。

　　预算报告显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270亿元，下降5.3%；支出247850亿元，增长3.8%。面对收支矛盾，安排赤字37600亿元，比2019年增加1万亿元。

　　对于债务风险问题，刘怡表示，3%的赤字率并不是硬性约束，高于3%并不等同于过度举债，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债务支出使用效果等情况加以评判。从各国实践看，美国、日本等全球主要经济体赤字率常年在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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