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及中国文化史，有必要先搞清楚这个名词的具体含义。何为中国文化？何为文化史？袁行霈先生写过一套两卷本《中华文明之光》，作为计算机领域领军人物的吴军博士也出版过一套《文明之光》，从书名上可以看出他们侧重点是在“文明”这个关键词上。所以说，辨析清楚“文化”和“文明”的区别，是谈文化的前提，而后才说得上“文化史”。

《文明之光》吴军　著

　　那么，何为文化？何为文明？吴军博士在《文明之光》中主要从英语词根上进行分析。“文明”一词（Civilization）源于词根Civil，即城市的意思。在西方学术界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阶级的产生，另一为城市的出现。相对于“文明”，文化的定义就显得宽松和驳杂。西方“文化”一词（Culture），本意为农耕和养殖，也就是说，人类定居下来，有了农业和畜牧业就开始有了文化。在介绍中国远古社会时，我们常见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字眼，而没有用“文明”二字，应该说这样的描述是科学而准确的。一些老史学研究者，如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言，便是对中国文化、文明做了一种感性而宏观的阐释。钱穆先生认为，文明偏在外，属于物质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而文化偏在内，属于精神方面，其必由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除却历史便无从谈文化，应该从全部历史的客观方面阐释中国文化的真相。那么，文化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我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文化史的研究应当遵循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基本方法，要拿史料和证据说话。在侧重点上，历史研究可大可小，事无巨细。可以就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宏观的研究，把握时代走向，如陈寅恪先生所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顾颉刚和史念海先生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都是极宏大之著作。也可以聚焦微观，通过历史上的一个人、一件器物、一种食物、甚至一个汉字来研究整个历史进程，如季羡林先生的《糖史》、李伯重先生的《火枪与账簿》以及贾雷德·戴蒙得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而文化史研究更多地侧重宏观方面的研究。

　　如果说历史是研究“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儿来”的问题，那么文化史就是研究“为什么我是我”和“为什么我们从那里来而不是什么别的地方”的问题。文化史研究的宏观性跟哲学研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哲学研究的是宇宙的性质、宇宙万物演化的总规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最基本的问题。爱因斯坦曾说过，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其强调的就是哲学的思辨和宏观。文化史研究显然不能说是全部历史研究之母，但也是历史研究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文化牵涉到每一个的生活，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所以钱穆先生认为，要回答什么是中国文化，需要用哲学的眼光和历史的眼光，在中国文化传统上找寻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文明之光》袁行霈　著

　　文化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放宽胸怀，通视大体，不宜单独着眼细枝末节，文化史研究必须宏大。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文化，便没有了生命，我们说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从未湮灭，也是就其文化而言。若从狭隘的政权建立者的角度来说，元和清之后中国便已亡，现在这种说法依然存在，如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国亡于满清等言论。由此观之，没有一个宏大的文化观很容易使文化史研究等同于历史研究，甚至陷入一种更狭隘的境地。文化史研究应不纠结“一城之得失”，高屋建瓴，阐释观点。地理背景、生活观念、文字、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均可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切入点。

　　文化的完整性又致使其复杂性终可以调和成一个整体，这个特点可以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概括。其实这也很好理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少数民族入侵导致政治制度有所变更，社会阶级有所调整，但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相应的生活观念、宗教、文学艺术都在发生着改变，文化的变异看起来极为复杂，但终归能找到一关捩点，从而归为一个整体，文化心理、文化性格在变更中亦会逐渐丰满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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