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收官的电视剧《带着爸爸去留学》引发不少争议，其中比较大的一点集中在孙红雷的演技上。很多观众认为孙红雷的演技在这部作品中出现滑坡，更有人将原因归结为孙红雷投入大量精力参与真人秀节目造成的后果。

　　关于真人秀到底会不会稀释演员的表演能量，一直众说纷纭。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中，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即目前跨媒体的文艺环境之下的明星形象建构，以及当演员从综艺节目返身回到影视作品中时，展现出的是不是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那个形象。

　　作为影视明星的孙红雷

　　首先要厘清的一点是，作为演员的明星，其价值确实体现在商业性上。明星制成为电影商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提就是默认明星是推广特定影片的重要促销方式，是承担营销的一个商业策略角色。在明星制成熟的电影商业体系中，甚至连剧本创作都为专门展现明星已经建立的特性而进行操作。

　　但是，明星同时也是符号和文本，即被不同的媒体和类型所塑造的明星形象。1979年理查·德戴尔《明星》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明星研究作为严肃学术研究对象的开始。西方的明星研究经过不断发展，研究议题也在不断增加，但明星研究的核心始终强调了明星的专业表演能力与影视文本之间的密切联系。

　　明星的关键要素是特定明星形象的明确性和他们与自己表演的专业角色之间匹配的程度。当演员真实的个性或多或少地、准确和稳定地与他们表现出来的角色形象相符合，也就是说当明星自身和他们专业表演的角色完美融合在一起时，作为专业人员的明星就变得富有意义。同时，明星制与类型制密切配合，明星部分地定义了电影类型，而电影类型也能够用来帮助鉴别明星形象的特性。例如，成龙、李连杰被密切地与特定的武术/动作电影类型联系起来。而金·凯瑞则与某种特定样式的肢体喜剧联系起来。所以，一个稳定的明星形象对于作为专业演员的明星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明星的表演与已经建立的明星形象有过大的差异，那些带有预期的观众就会十分失望。

　　即使是在多媒体时代明星形象的扩张中，有经验的明星和明星经纪人也会强调自己明星形象的连贯性，以保证为观众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快感体验。比如在多媒体扩张中做得非常成功的影星威尔·史密斯，首先是由嘻哈音乐人进入娱乐圈，然后拍摄电视连续剧。20世纪90年代，史密斯从电视转战电影，并最终加入到一线明星的阵容。史密斯的表演虽然跨越不同的媒体，但他在不同媒体的表演中却一直保持着一个自信而不傲慢、有急智但又容易犯些愚蠢错误的具有很强亲和力的形象。正是这种随和可亲的形象迎合了流行市场的需求。

　　孙红雷的明星形象建构主要依靠曾经走红的影视作品。2009年的《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他作为影视明星最重要的作品。这两部电视剧作品不仅为他赢得重要的奖项，他也凭借自己充满魅力的表演在观众中建立起自己的明星形象。他的明星形象不仅与特定的影视类型有联系，比如军事、警匪、谍战等，其形象特征也与坚硬、凶狠、威严等硬汉形象相联系。这些在他参演的电影中也可以观察到，比如《毒战》《天堂口》《全民目击》等。

　　作为真人秀明星的孙红雷

　　2015年孙红雷开始出现在明星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中。这一年也是国内真人秀节目的爆发年，甚至多家影视公司都一改原来单一的影视剧制作发行模式，开始转向包括真人秀节目在内的跨媒体产品的制作与生产。启用已经建立起自己明星地位的影视演员，成为这些真人秀节目的重要营销手段。真人秀节目试图借助影视明星的商业价值来实现自己的盈利，影视明星则可以通过参与节目获取高额片酬，同时通过节目的持续性曝光来继续提升自己的商业价值。作为影视明星的孙红雷，由此成为真人秀明星孙红雷。

　　作为一种新的媒体艺术形式，真人秀节目本身的媒体特性对孙红雷的明星形象构成了重要的影响，甚至为他塑造了新的明星形象，即真人秀明星形象。在目前学界对真人秀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真人秀节目的狂欢特征。“狂欢”是由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研究中世纪的狂欢节时提出的重要概念，真人秀节目就类似于一个带有节日特征的狂欢广场。在《极限挑战》中，明星嘉宾被放置的场景多是人来人往的大街，拍摄不仅不避开行人，还往往将行人拉入节目之中，形成了很强的广场氛围，这种狂欢场景是对普通日常生活的一种颠覆，从而形成一种宣泄空间，让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所积聚的压力进行一种释放。这构成了这档明星真人秀节目的最大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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