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乡村治理要实现法治，必须要有法可依，这就要求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现有涉农法律不断修订和完善，使法符合社会现实。同时根据乡村振兴的需要，一些重要的法律空白点要尽快补上。比如说乡村振兴促进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一些基本的法律，不能长期缺位。

　　我们国家是14亿人口的大国，体量大，未来农产品进口还会不断增长。这就要求我们通过进口来源多元化分散风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促进农产品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有不少是农业资源禀赋比较好的，而且一些具有潜力和优势的产品恰恰是我们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从战略上在沿线国家培育更多的农产品来源地，这对我们国家和沿线国家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记者：您曾多次提出我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需要进行改革，以往的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农业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近些年来进行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等尝试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叶兴庆：2004年是一个关键年份，是重构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起始年份。2004年开始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此后粮食连年增产。但是随着最低收购价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比如价格倒挂，再比如支持制度本身是否符合WTO规则也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大概经过10年的运行，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那一套支持政策有问题。所以从2014年开始我国对这套农业支持政策进行改革。

　　乡村治理与城乡融合的发展趋势

　　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或者中美相互加征关税的局面不能够得到消除，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重要农产品贸易格局，特别是美国在全球大豆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肯定会下降。我相信美国人认识到了如果不结束贸易战全球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格局将会重构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