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量采购：

　　仿制药“黄金时代”的终结者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明子

　　发于2020.5.25总第948期《中国新闻周刊》

　　什么商品能在虚高几十倍定价后仍能持续畅销？

　　除了疫情期间的口罩，就是国家组织集中采购之前的药品了。今年1月，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简称“带量采购”)开标时，降血糖药物阿卡波糖竞价环节，德国药企拜耳报出“骨折价”每盒5.42元，不到原价的1/10。这款由拜耳原创研发的药物，自1995年进入中国以来，已连续多年占据国内糖尿病药市场份额首位。

　　价格居高不下的不只是原研药，还有与之等效的仿制药。在第一批带量采购试点时，乙肝常用药恩替卡韦的一家中标企业就将售价从原先的310.8元降到了17.36元。

　　今年3月18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第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结果落地的函》，各省陆续出台文件明确在4月底前落地执行中选结果，全国各地患者将陆续使用到优价药品。

　　安永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达1370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药品国家市场，但药价却高企不下。“大国贵药”反常组合的解散，意味着以往十余年省级集中招采无法以量换价的困局被打破。同时，这也意味着国产创新药的积弱现状即将迎来改变。

　　“我们更多地是在维持秩序，而不是重新定价。” 国家医保局给《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复中说，“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后，降药价确实对老百姓很重要，从长远看，引导产业生态同样重要。”

　　越招越高的药价

　　家住安徽省歙县的高血压患者张萍长期吃的一款国产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突然在医院开不到了。该厂牌药品平均每片只需1毛钱多一点，取而代之的另一个厂牌药品价格翻了几十倍，每片2.77元。这事发生在2019年初，当时安徽不在药品带量采购试点范围。

　　常用廉价基药在医院里开不到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上海。据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龚波回忆，上海市2012年8月开始研究带量采购试点时发现，此前经过招标进入医院的同类药品价差极大，高价的超出市场价几倍，低价的贴近生产成本，老百姓担心质量不敢用，还有一些以往用惯了的厂牌没中选，患者要到周边城市的二三级医院开处方。

　　这类情况的出现与以往招采制度密切相关。药品全国带量采购试点之前，通过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竞标，普遍做法是“分组竞价”，也叫“质量层次”。通常情况下，原研药、进口药分为一组，被业内称为“VIP包房”组，数量少、竞争性差，稍微降价就能入围；仿制药、国产药按质量等级再分几组，各组内部竞价，越到质量层次低的分组竞争越激烈，几十家企业为一两个名额“厮杀”，价格越竞越低，这也是国家发改委多次调价后原研药、进口药价格仍居高不下的原因。

　　一些省份会出现同一药品5~7个质量分组的情况，允许每组有1~2家中选，最极端的结果是一个药品在招采后有十几家企业中标。而医院在实际采购时通常在进口、国产两类中各选一家，选谁不选谁，多半取决于各家药企或医药代表的促销力度，即俗称的“带金销售”。

　　“中国药价高的核心问题就是带金销售，可以说是毒瘤，医改二十多年来前仆后继地与之斗争。”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医保局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颗“毒瘤”的形成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之前，药品由中国医药公司垄断，价格固定，统购包销，形成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三级批发站的流通模式，经过层层分拨，最终进入医院、卫生站和药店。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医药市场化，自上而下的三级批发流通渠道被打破，各级批发站都可以从药厂进货并向医院销售，制药企业与各级批发站相继创建药品销售公司，从事推销活动，这样的医药流通模式此前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医疗体制弊端与药品定价扭曲》一文中回顾，到1990年代末，医药流通企业增至16000多家，形成了“小、散、乱”的医药商业特征。

　　公立医院是国内药品市场的最大客户。最新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共收录药品2709种，销售额占到总量的80%，成为各家销售的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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