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慢了语速，用指尖敲击着寻人启事上的画像，“梅——姨，您——见——过——吗？”但这位客家老伯依然在摇头。

　　过去一个月，一张梅姨的肖像广泛流传。人们谈起她，除了愤恨这个被指拐卖了9个儿童的女人，也忌惮这个迟迟未落网，又如幽灵般的存在。

　　两年前的一天，申军良来到位于粤北山区的一处村落，据已经落网的一名人贩说，他的孩子经梅姨之手被拐卖，而梅姨的同居者就住在此处。打听，一记提防的目光投来；再问，响起他听不懂的客家话。

　　这天，我进入村庄，沿着申军良寻找梅姨的路线，试图重遇他过去两年的希冀与困苦。

　　村子里的人多是同姓，彼此沾些亲故。问小卖部店主老伯之前，我拿着寻人启事询问了十余位村民，和曾经的申军良一样，我期待着他们能说些什么，但收到的是：“没见过”、“不清楚”和“不知道”。

　　“梅姨，”我说，“人贩子，两年前被拐孩子的家长来村里找过她。”老伯目不转睛盯着电视里播放的谍战剧，一边耸肩，一边冲我这个方向摆手，客家话夹杂着普通话，说没见过画像上的人。

　　“我们叫她潘嫲。”不知何时进门坐下的女人嘟囔了一句。

　　(一)

　　“潘嫲”、“潘嫂”、“阿潘”，近15年前，紫金县黄砂村村民曾这样称呼一个女人。她矮矮胖胖，一口外地客家话，跟着鳏夫彭家庆同居，在村里待了两年。期间，她频繁地离开和归来，没跟别人说过自己的营生，更不聊自己的娘家和婚恋史，让人觉得神秘又蹊跷。

　　“潘冬梅(音)。”一个来小卖部买零食的女孩念了一个名字。我望过去，女孩立马跑出了小店。女人像是被点醒，冒出句“我也不知道”，也匆匆离开。

　　2019年11月22日的午后，接近30摄氏度的气温把村道上的鸡粪烘干。用红布把孩子裹在背后的妇女自然地绕开。头发泛白的老妪大大咧咧地踩上去，把竹凳拖到门前晒太阳。

　　我继续在村里寻访。许多人用戒备或抗拒的眼神打量着我，甚至有人远远看见我就回家关门。两年前，申军良曾面临和我同样的境地。

　　公诉机关指控，申军良11个月大的儿子申聪被抢那天，几人合伙将妻子于晓莉捆绑后强行抱走了申聪，交给了人贩子张维平。张维平以13000元卖出申聪后，其他4人瓜分了10000元赃款。

　　2017年11月2日，人贩张维平在法庭上交代，自己拐卖的9名男孩均由一位叫“梅姨”的中间人卖到紫金县。一次交易结束，梅姨曾带他去见了县里水墩镇黄砂村的一个男人。据他观察，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年11月底，申军良拿着广州警方根据张维平描述所绘制的画像，和其他被拐孩子的家长来了黄砂村。

　　见人就发，见房就贴。一行四五人，顺着村里南北方向的主道走到头。有的村民紧紧抿嘴，摇头，不说话。有的直接用普通话说不知道、没看到过。

　　远远看见他们一行人走过来，有人紧忙关上庭院里用来围住鸡鸭的栅栏，回到屋里。申军良张贴寻人启事的胶带声一响，吸着烟的老伯立刻用客家话呵斥制止住了他。

　　“水泥路很窄，房子挨得特别紧。村子特别小，人情也很冷漠生疏。我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人家也什么都不问，当我们是透明人。”申军良感觉自己很弱势，打听个人怎么这么难？

　　申军良记得，一天下午他和其他家长正在村里打听。一个老伯给他打电话，用客家话和普通话拼凑出：“你是不是找小孩？”申军良既着急又慌张，费劲地问对方的位置。

　　天冷，老伯穿着外褂，站在路口等。见到申军良一行人，他从口袋搜出一张叠成方块大小的寻人启事。

　　“你们是不是找这个女人？”他问。

　　“对。”申军良屏住呼吸。

　　老伯用手指点点“悬赏10万”四个字。

　　“是钱吗？”申军良话音刚落，老伯就猛点头。

　　“五万，找到梅姨。十万，找到孩子。”申军良说。

　　老伯告诉申军良，画像上的人是彭家庆“老婆”。申军良听得迷迷糊糊，怎么也听不明白“彭家庆”到底是哪几个字，只好拿纸让老伯写。老伯急得抓耳挠腮，写几笔卡壳几秒，歪歪扭扭写下彭家庆的真名。

　　酬金是三百还是五百，申军良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就一个想法——“先买住他”。申军良让老伯继续帮忙打听，用五个手指头反复在老伯面前比划，“找到马上就有(钱)”。

　　天色将晚，老伯用手指向村庄深处，“他(彭家庆)家就在那边”。

　　(二)

　　紫金县黄砂村居住着近220户人家，与另外两个自然村组成了一个行政村——水墩。

Tags：画像;老伯;启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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