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场涉及近14亿中国人的谈判，吸引了众多目光，这就是“医保谈判”。医保谈判，是一款药能不能进、以什么价格进医保目录的关键，也意味着患者能不能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好的药。通过医保谈判，多个全球知名的“贵族药”，最终开出了“平民价”，而且很多进口药品都给出了全球最低价。

　　在针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药品盐酸阿来替尼的谈判现场，第一轮报价正在进行。如果谈判成功，这款药就能够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正在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郭凤英女士并不知道这场谈判的发生，但这个药，对她的意义非同寻常。

　　郭凤英说：“吃完了20来天，就开始说话也不喘了，也不咳嗽了，体质也恢复了，没告诉我多少钱，后来我问他，儿子才说了，说5万元（1个月），一说5万元，我说不治了。儿子不干，儿子说你不管怎么样，你这还有药治呢。”

　　对郭凤英来说，这个药，无疑是救命救急的。将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这也是国家医疗保障局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主要原则。

　　今年进行的这项谈判工作，是我国建立医保制度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药品谈判工作，涉及到119个新增谈判药品和31个续约谈判药品。

　　药品好，但是贵，这是这些谈判准入药品的核心特征。

　　以盐酸阿来替尼胶囊为例，在全球上市9个月后，2018年8月获批进入中国，技术先进，但价格昂贵。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介绍，这个药每个月用量的价格是49980元，病人经济负担是一个问题。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黄心宇说：“谈判的核心就是用一个合适的价格来购买，让它进入到医保目录，能够兼顾到患者的负担，基金的承受能力和企业的意向，企业愿意，有合理的利润。”

　　要谈判，合理的价格如何确定？

　　对企业而言，创新药有巨大的研发成本，企业有着自己的考量，另一方面，基于医保基金的可承受程度和药品的性价比，医保局也要进行专业的评判。为此，国家医保局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了39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和11位基金测算的专家进行专业测算。

　　在10月9日的动员会后，39位药物经济学专家随机领取了自己需要进行测算的药物资料。

　　药物经济学专家组的组长和副组长与测算专家进行沟通，他们需要找到最合适的测算方案，找到最利于谈判的价格。

　　在药物经济学的专家进行测算的同时，另一组来自各地医保部门的11位基金测算专家，也在同步进行测算。他们计算的是药品谈判成功进入医保之后，对医保基金的影响分析。

　　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基金测算专家顾亚斌说：“给我们一个总体的基金总盘子，有多大的空间来用于购买或者跟企业谈判新增的药品目录，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总的盘子下怎么样来进行测算，用有限的钱购买到最好的产品。”

　　通过药物经济学专家和基金测算专家这两组专家的共同测算，各个药品的谈判底价才最终确定。这个底价决定着谈判是否能够成功，也是医保部门谈判的底牌。

　　底价是医保局的底线，也是企业能够过关的合格线。一些企业试图走捷径，医保局测算工作动员会的当天，在医保局门口，就有人蹲守在附近观察专家的组成。有些企业甚至还想在私下和专家单独接触。

　　专家廉洁自律是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整个测算的制度和流程也为保障谈判工作的公平公正上了一道安全阀。

　　黄心宇说：“药物经济学的这一组专家测算，我们每一个专家是独立测算的，对于每一个药品具体的测算方法，我们请药物经济学组的组长、副组长进行会商把关，告诉专家大概应该怎么测算。”

　　药品和专家一一对应，责任自然更加明确，再加上组长们统一标准，结果也就更加公平。另一方面，药物经济学专家组和基金测算专家组平行测算，互不干扰，两组的测算结果都影响着最后的底价。这种去中心化的设计，为测算工作加了一道密码锁。

　　黄心宇说：“这两组是平行测算的，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底价，到最后两组平行的结果，我们是在一个完全保密的状态下，根据事先确定的固定规则，形成了最终医保方的底价，并且严格保密，到了谈判的现场才交给谈判组，所以能够尽量保证这个过程中，底价不被泄露出去。”

　　在最终的底价确定之前，为了打消企业的顾虑，10月26日到28日，药物经济学专家组的三位组长和医保局医疗服务管理司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三个小组，分别和各个企业的代表，就每个药品的测算方式，逐一进行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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