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翻译大家居然不懂外文！林纾的古文功底深厚，但从没学过外文。每次翻译，林纾总是找一名会外语的朋友，拿着原本口译，他听过之后，随手将译文写在纸上，速度非常快，往往口述的还没说完，他已在纸上写好，而且非常准确。这种独特的翻译让他成为了空前绝后的“译界之王”。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他祖父当过淮安知府，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杨宪益的父亲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杨宪益在私塾每次考试都只考第二，不考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读书就能考第一。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和第一没什么区别，能多看书才是真的。可能是由于这种性格，他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

　　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稍有所了解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林纾。林纾自幼嗜书如命，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和每个中国旧式文人一样，他早年渴望走上科举之路，但七次上京会试却屡战屡败。林纾心灰意懒，绝意于仕途，从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鲁迅翻译的代表作是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二人将翻译重点放在二十世纪初的短篇小说上，以一种新的文学眼光来审视整个翻译文学界。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鲁迅认识到，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是力求其容易理解，二则是保存原作的丰姿。鲁迅称前者为“顺”，后者为“信”。为扭转从林纾开始的为求文采任意增删原文的情况，鲁迅越来越倾向于直译，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观点，意为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决不欺骗读者。

　　傅雷在翻译中还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法语中对“难过”不像中文分得这么细，但傅雷通过自己仔细的阅读和精心的体会，准确体现了两种心情的差异。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马、梁为中国的近代翻译建立了理论和政治基础，而严复，则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为中国翻译指明了“信、达、雅”的原则和标准。“信”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指译文通顺流畅；“雅”可解为译文典雅有文才。这个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影响很大，其影响绵延至今。

　　林纾译文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就。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后来，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成为公认的译界泰斗。

　　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新水平。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至今无人能够代替。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但论综合成就，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

　　林纾的翻译始于1897年，他与精通法文的王寿合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两年后在福州刊行。这是中国介绍的第一部西洋小说，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这其实是一件巧事。当时林纾的母亲和妻子接连去世，为帮他走出消沉，几位朋友邀林纾一起译书。他推脱不掉才接受，不料一战成名。

　　傅雷最好的译作应该是《约翰.克里斯朵夫》，他的翻译讲究神似而不是形似，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这点。举例来说，他把书里的“他自己感觉是个被误认的天才”翻译成“他自己感觉怀才不遇”。有人认为傅雷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拘泥于原文的译文是没有生命的文字，用中文的成语恰当地润湿，往往会让译文更加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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