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直播带货”渐成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新风口。据商务部统计，2020年一季度，世界电商直播超越400万场，各大传统电商和社交电商平台纷纷推出直播带货模式。

受疫情影响，2020年直播带货更加火爆。在红火的背后，消费者反映虚假宣传、售后无保障、假货等问题出现，主播、商家、平台，谁来担责？直播带货中的乱象如何规范和监管？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直播带货类型不同，主播承担的责任不同，适用的法律也 不同，界定直播性质至关重要。朱巍认为，第三方跳转类直播，主播应承担销售者责任，引流宣传类直播，主播则应承担广告人责任。目前多部门已出台了相关规定 规范直播带货，但对于主播是销售行为还是广告行为的界定，以及平台应承担的责任还不明晰，朱巍认为，规范直播带货要跨部门监管。

多部法律可约束直播带货

新京报：直播带货中会涉及哪些违法行为？

朱巍：直播带货很多涉及虚假宣传，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消费者往往在“全网最低价”、“限量秒杀”等言语引导下“冲动消费”，这也使主播更倾向使用“极限广告词汇”博人眼球、提振销量。

还有一些演戏砍价的行为，这个是违反商业伦理的，也涉及销售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新京报：前段时间罗永浩直播卖羊毛衫“翻车”，他说自己也被骗了，您觉得他是在规避自己的责任吗？

朱巍：直播带货确实容易在实践中出现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主播要按照法律去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消费者可以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向销售者或生产者主张责任。

新京报：公众人物、明星带货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

朱巍：公众人物不仅是在销售，更多的是代言。《广告法》中规定，自己没有使用过是不能代言的，如果代言的是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代言人要承担连带责任。

新京报：有无明确规定直播中应禁止销售的商品名目？

朱巍：2020年11月，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第七条明确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制定直播营销目录，设置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生产销售、禁止网络交易、禁止商业推销宣传以及不适宜以直播形式推广的商品和服务类别。

但是这个规定的前提是要说清楚主播到底是销售行为还是广告行为，如果是广告行为的话，《广告法》中规定的不能有代言人的商品，如保健品就都不能在直播间里卖了。

新京报：目前有哪些法规可以约束直播带货？

朱巍：《电子商务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以及《刑法》中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来还要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界定直播性质至关重要

新京报：淘宝直播这种有电商平台为基础的，与快手、抖音这种在短视频平台的直播，两者有什么区别？

朱巍：直播的类型分很多种，有直接销售类、第三方跳转类、引流宣传类等。一般情况下认为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的直播带货是直接销售行为。

第二类发生了跳转的直播，比如在快手、抖音上看直播，购买时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和直播平台是两个不同的主体。跳转后的购买行为界定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跟淘宝一样，是一种销售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发生了跳转后，之前的直播是广告行为。

第三类主播在直播过程中自己不卖货，通过自己的高人气，在直播时为其他电商宣传引流，我认为这是一个广告行为，主播应该承担广告发生的责任。引流者是否知道对方是电商，或者是否明知对方卖假货，需要仔细厘清。

新京报：怎么界定主播的身份？

朱巍：我倾向于认为，第一，如果直接在自己直播中销售，不管是不是发生跳转，都应该认定为销售行为；第二，引流行为就是广告行为，主播就是代言人。在哪买的谁就是销售者，对消费者维权是有利的。

要解决互联网直播中的法律问题，一定要分清楚它到底是哪种类型，适用法律是不一样的。

应对平台进行分类监管

新京报：直播带货中出现问题，平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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