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2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人曹锐、丁凤夫妇被判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曹锐看到了商机，他用自己的十几辆旧车登记了出租车营运证。曹锐开始倒卖有营运证的出租车，却因此遭到运管站的不少罚款。

　　“我们小县城没有什么产业，人都出去打工了，出租车太多，根本没活儿。”甘南县出租车协会会长陆杰表示，“如果再挂靠公司，手里落的钱更少。”

　　这份手写的协议约定，“在自愿的前提下，甘南县道路运输管理站支持个体出租车挂靠锐达出租车公司;管理站积极申请为锐达出租车公司争取30台出租车指标;管理站为锐达出租车公司申请1000平方米的出租车停车场地。”

　　2013年1月，县里成立三家出租车公司，其中金龙和龙腾意达两家公司分得新增的600个出租车指标，另外一家华龙公司，按照县里的规划，把原来680辆个人营运的出租车挂靠过来。金龙出租车公司一位徐姓经理透露，当年他们都收购了三轮车，但曹锐没有。祝文龙表示，当时出租车公司成立由县里牵头，是经过正规手续的。

　　上访、接访、谈判，5年来，这样的过程反复在他们双方身上发生，双方都筋疲力尽。2017年10月，曹锐、丁凤夫妇因上访被抓。一审宣判后，两人均已提出上诉。

　　2012年，甘南县要求出租车行业进行公司化运营，新的公司需要注册资金200万，还得收购一批县城里已有的三轮车。曹锐得到消息后，凑够了钱，去申请成立出租车公司，但一直没有获得批准。

　　为达到30台出租车的条件，曹锐当时还收购了32台带营运手续的出租车，但运管站没有批准。运管站对此的说法不同，祝文龙表示当时曹锐有七八台出租车，还差23台。

　　甘南县检察院起诉书显示，当时丁凤向甘南县道路运输管理站提出的诉求是，要23辆出租车营运指标，要求成立出租车公司。

　　运管站书记李英敏在一审证言中表示，当时是由他代表运管站到市里运管处为曹锐办了出租车手续和经营许可。但目前没有明文规定出租车允许自由买卖，这些年曹锐转卖出租车，运管部门找其谈过话，但是无果。

　　祝文龙告诉新京报记者，丁凤上访期间，他前往北京接访三次。对于曹锐夫妇的上访行为，祝文龙认为是对政府的一种敲诈，“他是无休止地要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变本加厉向政府提要求。”

　　2018年7月30日，曹锐在庭审中表示，他没说过要回土地出让金，而是要求一个文件两个价格收费标准不一给一个说法。

　　但是对于第二种情况，行为人所针对的是地方政府。所要“敲诈勒索”的是集体而非个人。如果成立敲诈勒索罪，那么政府就将成为“被害人”，这会导致整个法秩序的错乱。如果政府也能“被要挟”，公权力也能拿出来“做交易”，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就不复存在了。

　　许可证交给曹锐后，丁凤从北京返回。2013年7月至2017年9月期间，两人将23辆出租车营运指标中的15个陆续出售，并将部分出租车向外出租。

　　2009年之前的甘南县城，还没有出租车，大街上跑的都是黑车和三轮车。为了规范运营，县运管站开放个人营运证办理，由于办理后车辆要在使用8年后报废，很多人不愿办。截至2013年，甘南县有680辆办理了个人营运证的出租车。

　　公开信息显示，甘南县人口约38万人，出租车数量达1300余台。我国《城市道路交通设计规范》规定，城市出租车规划拥有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大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2辆，小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0.5辆，中等城市可在其间取值。对于出租车与城市人口比例并没有明确规定。

　　按照甘南县人民政府2013年3月8日一份会议纪要的决定，个体出租车需成立出租车公司时，需达到30台以上出租车。个人名下的出租车辆行驶证、营运证必须过户到公司名下，要具备合适的办公室，并要求统一车身、顶灯等。

　　公司成立3个月后，曹锐夫妇又跑到北京上访。他们觉得，其他两家公司各有300台出租车指标，他们公司只有33个，不公平，希望政府再给他们100个出租车指标，并把原来680台个体出租车挂靠到锐达公司。

　　对于出租车数量过多的问题，陆杰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没有得到解决，但他不敢去北京上访，“回来就被拘了，哪儿敢去呀。”

　　两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目前均已提出上诉。丁凤的辩护律师马常春认为，丁凤到北京非指定地点上访，已经被训诫、处罚，信访不是犯罪行为，亦不是犯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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